匾额文化历史

    匾额，是几千年中华文明发展的产物，是具有鲜明中国文化特点的一种艺术形式，它集思想、文学、书法、装潢等内容为一体，在我国得以广泛发展和应用，在中华文明史中有着鲜亮的承载，也在当今的社会发展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匾额的历史源远流长，一般资料认为起始于秦汉，发展于唐宋，而盛行于明清。虽无明确记载可查，但依据中国文字的发展史和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风气的推崇等推断，匾额一定是依附了建筑和文字而产生和发展，在几千年的文明发展过程中，那些封建帝王的宫殿和官邸，庙堂寺院的门额宣示，以及建筑园林关隘门户装点，一定大量采用了匾额的形式，直到宋代，由于清明上河图等画面资料的出现，才使我们见到匾额在市井生活中的应用实样，匾额在人们生活中应用之广泛，其作用之重要得到了全面了解，其制式、内容、书体、色彩可谓反映详备。宋代以后，中国书法逐步从卷轴尺把向厅堂张挂发展，必定对匾额有了新的促进，其进一步的演化也是必然的。人们在张挂欣赏书法作品的同时，也一定将内容镌刻在木质材料上走向室外长期欣赏保存。匾额的功用进一步拓展，堂馆斋号，旌表祝颂，警句铭示等逐步走向民间。到了清代，匾额才作为一种文化形式，见诸于文字记载，如曹雪芹的小说红楼梦，李渔的闲情偶记，其后的扬州画舫录等，都对匾额有了详实记载。清末明初，照相术的出现，使我们得以见到大量的匾额图片，匾额也以其独有的形式魅力更为广泛的走向社会，几乎涵盖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层面，开创了我们匾额文化的鼎盛局面。

     建国以后，由于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匾额应用加以限制，文字改革等活动也对匾额文化形成冲击，新的建筑和新的社会环境，使我们几乎忘记了匾额，全国除少数文博宗教场所外，大部分匾额下撤，部分实物也在社会变革中遭到遗弃和破坏。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匾额作为封建余毒，遭到社会的冷落，绝大部分实物遭到毁损，形成有史以来对匾额文化的重大摧残。

    直到改革开放，文化复兴，匾额重又回到人民的生活中，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逐步得以恢复，并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得以进一步发展，书法艺术的普及使匾额的书写更加多样化，由原来的正楷一统天下变为无所不取，并由此派生出了新的艺术形式“刻字”艺术，各种新材料新工具新技术的应用，使匾额更为多样更为简单，因而匾额应用迅速广泛普及，悬挂匾额成为各种场合文化品位和文化取向的一种表征，渐而成为一种文化时尚。国力的日益强盛带来了匾额艺术的春天，时至今日，不论从数量、质量、品位、形制各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

    匾额的用途极广，几乎涵盖了社会、机关、团体、宗教、文化、商业、园林、居室等各个层面和场所。自古以来，上至皇室宫殿（太和殿），名胜园林（颐和园），寺观楼台（岳阳楼），商贾店堂（同仁堂），下至民间斋馆府邸（荣宝斋），买卖标示（墨缘斋），居室悬挂（吃亏是福），祝颂赠予（四世同堂），宣示教化（宁静致远）等无不涉及，内容多为名称、名言、颂辞、标示等，匾文内容大都吉祥华贵，寓意深远，宏阔大方。

     张挂匾额一般选在落成开张或节日吉庆之时，气氛欢快热烈，成为此类活动的标志性仪式。民间也多在喜庆节日或寿诞之时张挂，向年高德劭或在各行业中有德望有善行的人赠匾，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他们行为业绩的赞颂和肯定，同时也在社会上达到了宣扬正义歌颂善良的作用。

    匾额因张挂场所和功用的不同而形式多样，各有选择，旧时俗称：竖为招横为匾，竖横之分其功用大相径庭，约定俗成，匾额形式不同，功用也有区分，其中有方形匾，陡匾（俗称斗匾），卷书匾，蝠形匾等，近年来随着社会审美的变革和材料影响等，其他形式的匾额时出新意，如：随形匾，寓意匾，创意匾等。

    方形匾因其简洁大方，端庄稳定，在各种场合应用最多，如周边配以汉纹边式，龙纹等图案，则更显得雍容高贵气象博大（如故宫的正大光明，翔凤为林等），过去龙纹匾额仅在皇宫等处应用，现今已逐步走向民间。

    陡匾则多用在与皇帝、天地、神道相关的相对庄严的场所（如故宫的端门），其形状像一个倾斜的斗形，四边配以蟠龙或云头纹图案，代表着登级的森严，高高悬挂俯视群氓，威不可犯，民间不敢采用。

     卷书匾象展开的书卷，独特的形制独特的效果，多书以平和教化的内容（如故宫和神茂豫），为世代文人所锺爱。

     蝠形匾像一只展翅的蝙蝠，又因其谐音“福”字因而在各类园林等相对悠闲地场所张挂（如：丹楼映日），现今则更广泛走向民间、园林、餐饮等场所多有采用。

     随形匾更多的是因材施制，反映了当代人的审美趣向，为匾额中的新潮，其形制又多与刻字和装潢等艺术结合，受到年青一代的推崇。

    匾额材料以木质和石质为主，石质多用细致易刻的石灰岩，因其坚硬笨重，除特殊场合，一般已很少采用；木质则上至花梨鸡翅等高档硬木，下至白松平柳木不等，民间则以细致易刻的椴木为首选，近年来新型的复合板材如密度板，插接木等，以其质地稳定，经济易得而逐步用于匾额且得到认可。传统木料刻制匾额，有着严格的工艺要求，必须做到不开裂不变形，以保证他的长期稳定性。

     匾额的颜色种类繁多，有黑底金字，红底金字，黑底绿字，木色底绿字等。磁青底金字匾额神秘威严，鲜艳夺目，过去为皇家专用，如今也为众多商家采用以示招揽，多种信仰和文化观点也反映在匾额的用色上，如佛教黄常用于寺庙道观，代表水的绿色多用于商业及金融等等，颜色用漆以起膜性醇酸类漆为主，而速干的硝基类漆也时有采用，高档匾额仍采用传统的生漆和金箔字（如全聚德），匾额字体的刻制多用凹刻，凸刻和双钩图刻，民间制匾则以双钩凸刻为主。不论何种刻法，以字体凸显形象生动为上，以加强对字体的理解和掌握内涵。

    匾额的书体最能体现场所的性质和文化内涵，皇宫殿堂仍以传统的馆阁体（亦称台阁体）为主，高贵大方，端庄森严，彰显威不可犯的皇家气派，寺院和园林用字较为舒放，以颜柳和苏体为主，或活泼或凝重因地制宜，其他场合则以用途和性质的不同而无所不用，匾额悬挂的地方往往相对重要和明显，所用字体总以端庄严整简捷易识为主，民间刻匾多请名家和年高德劭权高位显者书写，以提高用匾场合的文化品位，全国各地匾额风格多样又各具特色丰富斑润，代表了各地文化风格的不同，是中国书法艺术的突出展现。历代遗存的匾额充分展示了书法艺术的魅力，名手辈出代不乏人，有些已经成为书法艺术的经典，如光绪皇帝手书的“颐和园”匾，毛主席手书的“北京大学”匾，那桐书的“清华学堂”匾，陆润痒书的“荣宝斋”匾，翁同龢书的“宝古斋”匾，郭沫若书的“故宫博物院”石匾，沙孟海书的“大雄宝殿”匾等。

    匾额作为一种文化载体与各地的民俗民风密不可分，除了它具有的招示作用外，在祝颂、庆贺、表彰、褒扬等社会活动中也多有采用，庆贺老人寿诞送“松鹤延年”匾，四世添丁送“四世同堂”匾，送名医则“华佗再世”，送艺人则“德艺双馨”，送老师则“|桃李满园”，鼓励人上进则“艺无止境”，督人上进则“天道酬勤”等等。

     但是，历来对匾额的文字著述极少，在封建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下，对匾额的尺幅、样式、颜色一定有着严格的要求，因为没有资料的记叙，我们也无从考究，从王世襄的髤漆录，锦灰录，朱家溍的故宫退食录等最可能述及其类内容的书籍中也找不到相关记载，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有此类论著图片出版，各地都有此类资料填补着这项空缺，如“北京名匾”一书，撷北京故宫，颐和园，各寺院，各商号名店名匾三百余方，从样式、材质、内容、书体、色彩、历史等各方面给予介绍，详实完备，公正严谨，成为中国匾额文化的权威性论著。收藏匾额尉成风气，各地匾额得以重视和保护，全国各地已有多处以匾额为内容的主题博物馆，匾额文化的弘扬有日上之势。

    博山是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城市，煤炭，琉璃，陶瓷业的兴盛，带动了各类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悬挂匾额由来已久，山林寺观，商贾馆所多有佳致，不乏名品，如颜文姜祠、魁星楼、文庙、凤凰山、新泰山等处，相传都有相应的石匾和匾额景致，虽经文化大革命的毁坏，目前尚有多处得以保存。凤凰山的“接望岩岩”，新泰山的“稳步丹霄”等石额，历经变革，日久弥新，展示了传统文化的魅力，清代进士张焕宸书题的“聚乐村”匾凝重大方，朴茂厚重，最是体现出商业匾额的特色，至今在弘扬发展我国餐饮文化中发挥着作用；民间收藏的“荆山书屋”，小巧精致，简洁明朗，加之翟光桐书体二王一路书风，体现了彼时文人雅士的散淡情怀。

     改革开放以后，匾额在山城大量出现，这一古老的艺术走入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丰富了人民的文化生活，装点了山城的风景，成为地区文化的一大象征，其中欧阳中石题写的“文笔峰”，李骏昌书写的“魁星楼”，王颜山题写的“饴山谈龙”等为山城人们所乐道，以颜文姜祠，赵执信纪念馆等为代表的古建筑群，更是各种匾额的荟萃之地，颜文姜影壁“孝水东流”是依据旧制复刻的，字体选集宋代黄庭坚书法，是地区孝文化的突出体现。

     名商铺和餐饮业也大量使用匾额，形式多样，醒目端整，表征了地区文化的繁荣发展，是创造旅游城市的一大亮点，而一代帝师孙廷铨故居中原来悬挂的御赐“为帝者师”匾额虽早已毁损无存，但至今仍为留在人们记忆中的一段佳话。